药用野生动植物保护利用要走中国自己的路
发布时间：2017-03-09 阅读1710次
中国人历来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合理保护和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我们在利用药用野生动植物的同时，已经意识到保护野生动植物就是保护中药资源，就是保护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保护我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我国在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试验，结果表明，中国的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要走自己的路，根据我国中医传统文化的特色，发展人工种养业是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的最佳途径。
一、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做出巨大贡献
中医药在中国应用了五千年，为保证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欧洲那样一死上千万人的瘟疫大流行，其中中医药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人就是凭着一把草一根针解决了传染病和各种疾病问题，保证了健康。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哲学思维不同，中医学与现代西医学是截然不同的两大医疗体系。西医是对抗医学和补充医学，总是千方百计消灭敌人，身体缺什么就补什么。例如，总想以消灭艾滋病毒、乙肝病毒的方法治疗这些病等，但至今也没有找到消灭这些病毒的药物。中医则不同，讲究药食同源，用药物调动人体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近几个年，西方人日益认识到西医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出现返朴归真、采用天然药物的潮流，希望从动物和植物中提取出有效成分取代化学合成药物，这是向中医药的靠拢，但也仅仅是靠拢而已，还远远体会不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此次SARS流行，感染"SARS"后死亡率，全球为11％，香港为17％，台湾省为27％，中国大陆为7％，其中广东省为3.8％，广州市为3.6％。广州与香港仅为一水之隔，病死率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就是由于香港单纯使用西医西药。北京由于中医介入较晚，死亡率略高于广州。而且中医治疗不会留下后遗症，西医治疗则后遗症很多，由于大量使用激素，那些被他们治好的人现已开始出现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等情况。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抗击SARS中做出重大贡献，他们治疗SARS费用最高的一例花费5000元，而西医治疗一例SARS病人平均约10万元。广州在抢救SARS病人中使用了安宫牛黄丸和紫雪丹，非常有效，其中就含有麝香、水牛角浓缩粉(代替犀角)。应该说，中国人用到一些濒危野生动植物成分入药，是为了救人治病，而非用于奢移品。
二、与自然和谐共处、保护野生动植物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先人们需要什么动物就驯化、饲养什么动物，需要食用什么植物就栽培、种植什么植物，所以今天我们才有五谷杂粮，才有家畜家禽，才有农业、畜牧业和渔业。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要保护好野生动植物才能使之可持续利用。
《国语·鲁语上》记载，"里革断罟匡君"，奉劝君王不要在孕期捕猎鸟、兽、鱼，以期万物休养生息，供持续利用。孟子说密网不下鱼池，以便留小捕大，待幼鱼生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采药要"逢三采一"，不能挖尽挖绝。为了救人，保证药材供应，我国很早就开始将野生药材变为家养家种。唐朝就已建立国家"药园"。17世纪初就已在东北大规模养梅花鹿。数十种中药的家种家养历史至少有400年。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并且为此进行了三次资源普查。最近一次普查是20世纪80年代，查明我国共有各种药用资源12000多种，但药用资源并不等于中药。中药应是指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能按中医药理论使用的药物。在普查到的12000多种药用资源中，可称得上中药的并不多。其中常用中药约600种，不常用的约600种，偶尔用到的约600种。即中药共约1800种，余为民族药和民间草药。我们中药企业使用的中药资源不过几百种。
为了更好地可持续利用中药资源，政府已多次下文予以强调并组织实施人工繁育项目。例如，从1958年就在三个地方投资大规模驯化饲养麝，迄今45年了，取得了很大成绩。1984年又从朝鲜引进活熊胆汁引流技术，开始驯化野熊。此外，当时的中国药材公司从土鳖虫、蛤蚧、蛇到穿山甲等，但凡有药用价值又较难获得的，都进行训化饲养，以便解决药材供应问题，保证人民健康。
此外，为保护濒危药用资源，也进行了人工麝香等代用品研究。近两年，人工麝香用量已超过天然麝香用量，缓解了对麝资源的压力。
为了保护业已濒危的野生动植物，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早在80年代就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例如，《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理》、《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效地保护了药用资源。
三、药用野生动植物濒危原因
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日渐减少，有些甚至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为因素，也有非人为的因素。国外不少人士认为药用资源的濒危是中药应用所致，对我们多有埋怨。
我们承认，中药应用加剧了一些物种的减少速度，加重了其濒危程度。例如，麝与石斛的濒危，中药应用与出口是主要原因。但是，许多物种的濒危并非如此。例如中国犀牛的灭绝不是由于犀角入药，而是没有了犀牛的生存环境，环境使然。
又如，都说老虎是虎骨入药导致的濒危，其实，入药能用几何?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后，拼命打虎，要的是虎皮。新中国成立后，认为老虎是害人虫，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鼓励打老虎。加上人口急剧增长，后来老虎就没有了生存环境。又岂能将老虎的濒危归咎于药用!
我国从公元2年至1513年，人口一直保持在6000万上下。到1662年增加到9180万人，1949年达4.8亿人，今天有13亿。人的活动范围扩大，加上森林、草原、湿地的破坏，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日益缩小和恶化，动物栖息地成岛屿状分布，这恐怕是我国野生动植物濒危的主要原因。
四、养熊是保护野生熊的最佳途径
熊胆的药用在我国已有2000年历史。《唐本草》就有熊胆记载。李时珍《本萆纲目》载：熊胆气味苦寒，无毒，入肝胆心经。熊胆具有清热、镇痉、明目、杀虫之功效。现代医学也证实，熊胆用于心脑血管病、神经精神系统病等的治疗，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
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UDCA)为熊科动物胆汁中特有成分，加之与其他几十种成分的协同作用，因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替代品出现，更不能简单根据功能主治用草药代替。
为了保证熊胆供应，1984年中国药材公司从朝鲜引进活熊胆汁引流技术，我国开始大规模养熊。不可否认，养熊初期，技术落后，采用有管引流，熊胆囊处装有不锈钢或硅胶引流管。手术再成功，毕竟有异物感，熊常去抓挠，易引起局部炎症，也影响胆汁质量；且刚开始养熊，没有经验，是有虐待熊的现象。
为使活熊胆汁引流便捷而熊又无痛苦，研究人员从1986年开始进行无管引流研究，并取得成功，成功率高达100％。这是利用熊自身组织制造胆汁通道，采胆时只需用管插入，胆汁即可流出，熊无任何不适感。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技术已推广到全国各养熊场。个别小养熊场或个体养熊场，由于技术力量薄弱，成为养熊业的黑暗角落，但已相当罕见。
今天，我国养熊已经解决了饲料问题、疾病问题及繁殖问题。近几年，大中型养熊场都已经达到与养牛、养猪同样的水平，已达到规范化、规模化，熊场管理已趋成熟。现在，圈养熊早已有了仔三代。按照CITES公约，即可在CITES公约组织申请注册，其熊产品即可进行国际贸易。
养熊保护了野生熊，又保证了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养熊是保护野生资源又保证合理利用的最佳途径。
五、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要走自己的路
为了保护犀牛和老虎，1993年，国务院下令禁止中药再用犀角、虎骨。国务院的决策是对的，我们坚决拥护。
日本迄今仍在合理合法使用犀角和虎骨，为什么国际上不呼吁禁止呢?不许用象牙，我们坚决执行，有国人从国外带回象牙工艺品，我们都予以处罚，买卖象皮要坐牢；可日本却说没有象牙，他们的牙雕技术就要失传，因此继续大量使用象牙。全世界呼吁不要捕鲸，日本说吃鲸鱼肉是他们的文化传统，依然我行我素。
今天，我们养的老虎太多了，正常死亡的老虎躺在冰柜中也不许用，养虎企业负担不起，只好让老虎计划生育，会不会将来又说我们虐待老虎、剥夺它们的生育权呢?
养虎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当然，我们要想出办法，将家养虎与野生虎区别开来，既要使用家养虎，又要避免在使用家养虎时给某些人盗猎野生老虎提供机会。光养不用既不符合经济规律，又不符合CITES公约的宗旨和其规定的原则。
养熊更是如此。说我们养熊是虐待熊。外国人不了解熊胆在中药中的重要作用，采取纯保护主义立场，不看养熊对保护野生熊资源的意义和保证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自己的同胞中也有人跟着瞎说，不看9个指头的成绩与1个指头的缺点，硬说我们养熊是虐待熊，甚至帮助外国人买几只个体户养的熊再将之施以绝育手术，就算是保护了野生熊。我们不知道施以绝育手术是不是残忍?这些同胞还要不要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
东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各有各的哲学和理念，不能强求统一。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为养熊企业到CITES公约组织注册，使我们的熊胆粉能够出口，救治更多的人。
中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合理利用要走中国自己的路，不能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一、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做出巨大贡献
中医药在中国应用了五千年，为保证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欧洲那样一死上千万人的瘟疫大流行，其中中医药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人就是凭着一把草一根针解决了传染病和各种疾病问题，保证了健康。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哲学思维不同，中医学与现代西医学是截然不同的两大医疗体系。西医是对抗医学和补充医学，总是千方百计消灭敌人，身体缺什么就补什么。例如，总想以消灭艾滋病毒、乙肝病毒的方法治疗这些病等，但至今也没有找到消灭这些病毒的药物。中医则不同，讲究药食同源，用药物调动人体的自组织自康复能力。近几个年，西方人日益认识到西医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出现返朴归真、采用天然药物的潮流，希望从动物和植物中提取出有效成分取代化学合成药物，这是向中医药的靠拢，但也仅仅是靠拢而已，还远远体会不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此次SARS流行，感染"SARS"后死亡率，全球为11％，香港为17％，台湾省为27％，中国大陆为7％，其中广东省为3.8％，广州市为3.6％。广州与香港仅为一水之隔，病死率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就是由于香港单纯使用西医西药。北京由于中医介入较晚，死亡率略高于广州。而且中医治疗不会留下后遗症，西医治疗则后遗症很多，由于大量使用激素，那些被他们治好的人现已开始出现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等情况。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抗击SARS中做出重大贡献，他们治疗SARS费用最高的一例花费5000元，而西医治疗一例SARS病人平均约10万元。广州在抢救SARS病人中使用了安宫牛黄丸和紫雪丹，非常有效，其中就含有麝香、水牛角浓缩粉(代替犀角)。应该说，中国人用到一些濒危野生动植物成分入药，是为了救人治病，而非用于奢移品。
二、与自然和谐共处、保护野生动植物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先人们需要什么动物就驯化、饲养什么动物，需要食用什么植物就栽培、种植什么植物，所以今天我们才有五谷杂粮，才有家畜家禽，才有农业、畜牧业和渔业。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要保护好野生动植物才能使之可持续利用。
《国语·鲁语上》记载，"里革断罟匡君"，奉劝君王不要在孕期捕猎鸟、兽、鱼，以期万物休养生息，供持续利用。孟子说密网不下鱼池，以便留小捕大，待幼鱼生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采药要"逢三采一"，不能挖尽挖绝。为了救人，保证药材供应，我国很早就开始将野生药材变为家养家种。唐朝就已建立国家"药园"。17世纪初就已在东北大规模养梅花鹿。数十种中药的家种家养历史至少有400年。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十分重视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并且为此进行了三次资源普查。最近一次普查是20世纪80年代，查明我国共有各种药用资源12000多种，但药用资源并不等于中药。中药应是指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能按中医药理论使用的药物。在普查到的12000多种药用资源中，可称得上中药的并不多。其中常用中药约600种，不常用的约600种，偶尔用到的约600种。即中药共约1800种，余为民族药和民间草药。我们中药企业使用的中药资源不过几百种。
为了更好地可持续利用中药资源，政府已多次下文予以强调并组织实施人工繁育项目。例如，从1958年就在三个地方投资大规模驯化饲养麝，迄今45年了，取得了很大成绩。1984年又从朝鲜引进活熊胆汁引流技术，开始驯化野熊。此外，当时的中国药材公司从土鳖虫、蛤蚧、蛇到穿山甲等，但凡有药用价值又较难获得的，都进行训化饲养，以便解决药材供应问题，保证人民健康。
此外，为保护濒危药用资源，也进行了人工麝香等代用品研究。近两年，人工麝香用量已超过天然麝香用量，缓解了对麝资源的压力。
为了保护业已濒危的野生动植物，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早在80年代就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例如，《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理》、《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效地保护了药用资源。
三、药用野生动植物濒危原因
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日渐减少，有些甚至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为因素，也有非人为的因素。国外不少人士认为药用资源的濒危是中药应用所致，对我们多有埋怨。
我们承认，中药应用加剧了一些物种的减少速度，加重了其濒危程度。例如，麝与石斛的濒危，中药应用与出口是主要原因。但是，许多物种的濒危并非如此。例如中国犀牛的灭绝不是由于犀角入药，而是没有了犀牛的生存环境，环境使然。
又如，都说老虎是虎骨入药导致的濒危，其实，入药能用几何?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后，拼命打虎，要的是虎皮。新中国成立后，认为老虎是害人虫，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鼓励打老虎。加上人口急剧增长，后来老虎就没有了生存环境。又岂能将老虎的濒危归咎于药用!
我国从公元2年至1513年，人口一直保持在6000万上下。到1662年增加到9180万人，1949年达4.8亿人，今天有13亿。人的活动范围扩大，加上森林、草原、湿地的破坏，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日益缩小和恶化，动物栖息地成岛屿状分布，这恐怕是我国野生动植物濒危的主要原因。
四、养熊是保护野生熊的最佳途径
熊胆的药用在我国已有2000年历史。《唐本草》就有熊胆记载。李时珍《本萆纲目》载：熊胆气味苦寒，无毒，入肝胆心经。熊胆具有清热、镇痉、明目、杀虫之功效。现代医学也证实，熊胆用于心脑血管病、神经精神系统病等的治疗，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
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UDCA)为熊科动物胆汁中特有成分，加之与其他几十种成分的协同作用，因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替代品出现，更不能简单根据功能主治用草药代替。
为了保证熊胆供应，1984年中国药材公司从朝鲜引进活熊胆汁引流技术，我国开始大规模养熊。不可否认，养熊初期，技术落后，采用有管引流，熊胆囊处装有不锈钢或硅胶引流管。手术再成功，毕竟有异物感，熊常去抓挠，易引起局部炎症，也影响胆汁质量；且刚开始养熊，没有经验，是有虐待熊的现象。
为使活熊胆汁引流便捷而熊又无痛苦，研究人员从1986年开始进行无管引流研究，并取得成功，成功率高达100％。这是利用熊自身组织制造胆汁通道，采胆时只需用管插入，胆汁即可流出，熊无任何不适感。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技术已推广到全国各养熊场。个别小养熊场或个体养熊场，由于技术力量薄弱，成为养熊业的黑暗角落，但已相当罕见。
今天，我国养熊已经解决了饲料问题、疾病问题及繁殖问题。近几年，大中型养熊场都已经达到与养牛、养猪同样的水平，已达到规范化、规模化，熊场管理已趋成熟。现在，圈养熊早已有了仔三代。按照CITES公约，即可在CITES公约组织申请注册，其熊产品即可进行国际贸易。
养熊保护了野生熊，又保证了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养熊是保护野生资源又保证合理利用的最佳途径。
五、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要走自己的路
为了保护犀牛和老虎，1993年，国务院下令禁止中药再用犀角、虎骨。国务院的决策是对的，我们坚决拥护。
日本迄今仍在合理合法使用犀角和虎骨，为什么国际上不呼吁禁止呢?不许用象牙，我们坚决执行，有国人从国外带回象牙工艺品，我们都予以处罚，买卖象皮要坐牢；可日本却说没有象牙，他们的牙雕技术就要失传，因此继续大量使用象牙。全世界呼吁不要捕鲸，日本说吃鲸鱼肉是他们的文化传统，依然我行我素。
今天，我们养的老虎太多了，正常死亡的老虎躺在冰柜中也不许用，养虎企业负担不起，只好让老虎计划生育，会不会将来又说我们虐待老虎、剥夺它们的生育权呢?
养虎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当然，我们要想出办法，将家养虎与野生虎区别开来，既要使用家养虎，又要避免在使用家养虎时给某些人盗猎野生老虎提供机会。光养不用既不符合经济规律，又不符合CITES公约的宗旨和其规定的原则。
养熊更是如此。说我们养熊是虐待熊。外国人不了解熊胆在中药中的重要作用，采取纯保护主义立场，不看养熊对保护野生熊资源的意义和保证中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自己的同胞中也有人跟着瞎说，不看9个指头的成绩与1个指头的缺点，硬说我们养熊是虐待熊，甚至帮助外国人买几只个体户养的熊再将之施以绝育手术，就算是保护了野生熊。我们不知道施以绝育手术是不是残忍?这些同胞还要不要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
东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各有各的哲学和理念，不能强求统一。
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为养熊企业到CITES公约组织注册，使我们的熊胆粉能够出口，救治更多的人。
中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合理利用要走中国自己的路，不能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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